一 1944年5月，张灵甫已经升上了第74军副军长，由于前方战事正紧，直到长衡会战结束之后，他才卸下兼任的58师师长一职，副师长蔡仁杰?月正式接任。他们的升职，是74军在这一年进行人事大调整的一部分。
王耀武因为战功卓著，年初已经被蒋介石任命为新组建的第24集团军司令，下辖第73军、74军和100军，这三个军形成了王耀武系统的人马。王耀武升官，74军军长的位置就空了出来，当时的副军长是李天霞，李天霞与王耀武同为黄埔三期，早在抗战前的补充旅时代就已经在王耀武手下担任团长，后来在74军一路升到副军长。他比张灵甫资深，职务也一直比张灵甫高一级半级，按说这时由李天霞来接掌74军应该是按部就班的事，但是，张灵甫在关键时候发了一飚，王耀武征求他意见的时候，张灵甫直统统地说：“欢迎施军长回来领导第74军。”这意思很明白，他不买李天霞的账。
许多人以为，李天霞与张灵甫关系不好是因为后来争整编第74师师长的位子而结怨，其实不然，早就有历史过节了。两人之前在做上下级的时候，因为个性作风不合，就已经相互看不顺眼。李天霞头脑聪明灵活，但是为人狡诈专横，好耍心眼，还出名的好赌好色，上前线也带着姘头，部队里不少女政工队员都被迫和他上过床。张灵甫则比较耿直正派，对李天霞的一些作为很不屑，比如他就十分反对李天霞老是在军中开舞会，抱着下属的太太或女政工队员跳舞，斥之为“乌烟瘴气”，两人在军中就时常起冲突。但是国民党军内部官大一级压死人，碍于资历职位，张灵甫有时只好隐忍李天霞的轻慢，不过有王耀武护着，李天霞还不至于能把他怎么样，如今王耀武一走，要是换了李天霞做上司，他恐怕就难有好日子过，所以张灵甫情愿已经外调担任100军军长的施中诚回来，也不愿在李天霞手下受气。
王耀武与张灵甫和李天霞两人的关系都很近，他也知道这两个人关系不佳。王耀武统驭74军的几员大将是很有手腕的，有的他称兄道弟，有的打是亲骂是爱，态度因人而异。王耀武对周志道和邱维达就不大顾及他们的面子，当面发起脾气来有时相当粗暴，而这两人也习惯了王耀武的作风，应付自如。邱维达人称“橡皮气袋”，挨了王耀武的骂可以面不改色，和王耀武的关系依然非同一般。周志道则好脾气，实在被训狠了，回去倒头便睡，醒来一切如常。对于张灵甫，王耀武知道他清高孤傲脾气倔，不能来硬的，所以态度截然不同，不但从来不对他疾言厉色，还总在人前背后捧着他。
曾经给张灵甫当过文书的胡立文老先生对笔者讲过这样一件事，还在51师153旅的时候，旅长张灵甫常派他去师部送取文件，当时还是师长的王耀武就认识了这个小兵，知道他是张灵甫的人，对他格外和气。有一次胡立文在师部办完事已经时近中午，出来的时候刚好在院子里碰见王耀武，王师长亲切地拉着他的手与他闲聊，得知他还没有吃饭，就叫他去师长办公室一起午饭，席间对张灵甫和旅里的情况问长问短。胡立文说：“我真是受宠若惊，他一个大师长请我一个十几岁的小兵吃饭做什么？我那时虽然年纪小，也懂得他这样做不是特别对我怎么样，他其实是在给我们旅长面子啊。”这种事小兵回去传给旅长听，旅长又如何能不受用，王耀武的确御人有术。所以张灵甫对王耀武绝对尊重服从，不怀二心。
而李天霞工于心计，远没有那么听话，王耀武明白，如果李天霞做了军长，与手下第一猛将的关系搞不好，那还怎么打仗？考虑到内部的和谐，张李两人最好调开，那就是谁走谁留的问题了。权衡再三，王耀武的天平摆向了张灵甫，结果施中诚被调回来任军长，李天霞则调出74军，升任100军军长。虽然也是升职，对李天霞来说，煮熟的鸭子飞了，而且分明是王耀武护着张灵甫作梗，这个心结就更深了。
1944年3月，施中诚回到74军接了王耀武的缺，两个月后，军事委员会升张灵甫为副军长的任命也正式发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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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程万的最高学历为陆军大学研究班，相比之下，张灵甫在军事学历上可不止是略输一筹，他自黄埔毕业后一直在前线征战，没空受训，军事教育的学历依然停留在黄埔军校的水平。战争年代军中除了对参谋人员外，还不至于唯文凭论，到了他这个级别的主官，战功比一纸文凭更具说服力，学历对他今后升迁不一定有决定性的影响，在这方面，王耀武和余程万就是两个极端的反例。王耀武与张灵甫一样只得黄埔学历，凭战功照样在军中得以破格晋升，第24集团军在成立一年后改编成第4方面军，王耀武以一个黄埔三期的浅资荣登第4方面军司令官的宝座，与第1、2、3方面军的卢汉、张发奎、汤恩伯等前辈老将平起平坐，其越升之速在军界殊为罕见，一般黄埔生根本望尘莫及。而余程万在黄埔一期中原本属于最早一批升少将的拔尖人物，却由于中途多年读书深造，回到一线部队后职务反落人后。话虽如此，国民党军内部还是有“黄袍加陆帽”一说，即黄埔生后来又得陆军大学文凭者，升职具有优势，所以若是有机会提升军事理论水平顺便镀镀金，为今后更上层楼增一点加分因素，张灵甫也不介意重拾书本暂时回校做学生。
二
就在张灵甫卸下兼任的师长一职不到两个月后，青年军编练总监部于当年的10月在重庆成立。当时蒋介石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招收了大批青年学生从军，后来从1945年春起陆续编成了九个师，番号从第201师排到第209师，这就是所谓的青年军。青年军编练总监部是为编制青年军培训军政干部而设立，它的政治部主任是蒋经国，总监罗卓英，副总监黄维。这正副总监是陈诚系统的两员大将，都曾经担任过第18军军长，他们秉承陈诚的旨意，在青年军中大量安插第18军系统的干部，使得青年军先天就带有浓重的陈诚“土木系”色彩。编练部下设军事委员会干部训练团、青年军政工干部队训练班等，前者学员大半来自陈诚系统，后者则属于蒋经国的三青团势力范围。
对于团以上的高级军官，编练部还专门设立了青年军干部研究班，来研究班受训的除了个别军衔为上校外，其余都是少将以上级别，所以这个研究班也称将官队。蒋介石对青年军十分重视，特别指示要精选干部，将官队的四十来名学员，有一大半是他亲自点名调来，准备受训后派任各青年军的师长团长。蒋介石这样大张旗鼓地培植青年军，使人感觉青年军大有前途，一时间趋之若鹜者甚众，有资格做保荐人的高官，更是多方活动，想把自己的亲信下属推荐进来，以期在青年军中建立自己的人脉，所以将官队的学员，尤其是几个师长的候选人，个个背后都大有来头。
四
陆大将官班的学业于1945年6月18日结束，张灵甫虽然入学前就被蒋介石钦点为青年军师长，他却没有去报到，而是直接回到了雪峰山战役后正在湘西休整的74军。张灵甫为什么不去青年军，原因不详，不过从他后来的履历中似也有迹可寻，比较可能的情况，是王耀武对74军未来的新军长已经有所考虑，甚至对张灵甫有所承诺了，而张灵甫本身对去青年军降级当师长可能也不甚热衷。
可是蒋介石依然没有忘记这件事，他后来又亲自点将，差一点把张灵甫调去青年军第207师任师长，只是由于时任第5集团军司令兼昆明防守司令的杜聿明背后拆台，才没有成行。事情的原委，还得从第207师的编成说起。前面说过，青年军各师的军官绝大部分是由编练部派来的经过轮训的干部担任，唯独第207师的情况比较特殊。该师的兵源一大半来自陕西，起先这批征来的陕西学生新兵在西安集训，由于管理不善纪律松弛，时常有新兵在西安街头打架闹事，影响很坏，蒋介石电令杜聿明将这批新兵空运昆明，限期编成第207师。杜聿明不等编练部派来军官，趁近水楼台之便从自己的老5军先抽调军官，第207师自副师长始，团、营、连长大都是杜聿明安排的人，后来编练部派来的军官都不受重用，令编练部很是不满。第207师经过杜聿明的这番手脚，实际上被他改编成了第5军的一个支系，等到原第10军军长方先觉前来207师就任师长的时候，他面对的是一个与他不甚合作的杜聿明班底。方先觉也是蒋介石亲自点的将，他在衡阳力战四十七天最后率残部投降，蒋介石因援军解围不力，自觉愧对已经尽了全力的第10军将士，他对归来的方先觉没有苛责，仍给与重用。但是第207师的官兵却对方先觉不谅解，有人公然说，衡阳降将不配当他们的师长，闲言碎语最后传到了蒋介石的耳朵里。1945年11月，蒋介石前往昆明视察，得知207师的官兵对师长方先觉相当抵触，杜聿明还说，方先觉对师里的情况也不甚了了。实际上，方先觉是被架空了，作为师长还受到源出第5军下属的羞辱，他的这种尴尬处境，杜聿明在背后恐怕难脱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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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小时后，王耀武也接到重庆的特急电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全国军民都沉浸在抗战胜利的喜庆狂欢之中，而军队的首要任务是受降。根据陆军总部划分的受降区域，王耀武第4方面军负责湖南长衡地区的日军受降工作，属下的74军奉命主持衡阳地区日军第68师团的受降。
1945年8月29日，张灵甫与军长施中诚一起率军部和军直属部队从湖南洪江出发，途经洞口、邵阳，于9月8日到达衡阳，51师和58师则经龙岗、邵阳先后于9月6日、9日到达，并分别负责警备衡阳城郊和外围要点。武器装备的接收自9月15日开始，19、20两日解除第68师团的武装。与此同时，整个长衡地区的受降仪式也在1945年9月15日在长沙举行，在雄壮的军乐声中，受降主官第4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与美军代表金武德少将和湖南的政界要人步入会场，日军代表第20军司令官板西一良（乙级战犯、陆军中将）和他的参谋长伊知川庸治（陆军少将）立正脱帽，向王耀武将军行鞠躬礼，呈上日军表册，恭听王耀武宣读受降书，然后签字，授刀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