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洪江的繁荣，首先得利于沅江水运的发达，这在铁路、公路发展前是非常重要的，交通便利、经济辐射能力强外（此点已有公论，本人不再啰嗦）个人认为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得利于洪江的无政府状态。
在目前的体制下，如果办成一件事没有政府支持是不可想象的，更何况建立一座城市并经营管理的这么好，这么有规模、这么有活力,这和旧时政治体制有相当大的关系。无政府导致管理审批程序少，经营成本低，经济的发展和经营自由度关系相当大，小政府大社会、由行业协会管理约束等等经营城市办法暗合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管理模式，而这一切都是政府政策允许的，其原因是我们对旧时的政治体制不了解，下面我来简要说明一下。 1949年以前，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更准确说是皇权社会）国家的管理模式是由皇权和乡绅治理的（感兴趣的可自己找资料看看），而皇权是不下乡的，一般只到县一级。明朝时为了不扰民，甚至规定县令不准下乡出城巡视。清朝也基本沿袭明制，皇上及大官微服私访之类演义是戏台上的不能当真，真实的广大农村的管理全部是由乡绅治理，通俗的说法就是村民自治，由乡村德高望重的长者、读书人、地主、族长等管理的。而县级政权的主要职责归结为两类即“刑名”和“钱谷”，也就是打官司和收税。打官司除非是死了人或者纠纷较大，一般都由乡绅按乡规民约内部处理了，上诉到县衙的十中无一，因为打官司成本太高。而收税靠的是“黄册”和“鱼麟册”，（黄册是登记人口，鱼麟册是登记田亩），按明朝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把人头税和田税按面积折成银钱，每年由衙役催收，乡绅按定规收足交到县衙完事。这两件事做好了，县令也就算做好了，府、道、省也是同理。政府没有发展地方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义务，地方经济发展也没有列入干部考察范围。除了按规定上缴赋税外，上级是没有权力调动地方经济资源的。州、府、县治的设立首先着眼于军事目的，其次是交通便利和人烟稠密之地。时过境迁，很多经济发达的地方超过行政中心的城市比比皆是，以清末为例，两江总督驻南京，而属下的杭州、上海、苏州繁荣远超南京，直隶总督驻保定，属下的天津之繁荣远超保定甚至京城北京，大运河沿岸的王家营、清江浦、临清等城市的繁荣和省会苏州、济南相比肩。故沅江上游商业重镇洪江的繁荣超过湘西的府、县并不是一件稀奇事。按费孝通的研究，中国有五种人口集中的社区类型：村庄、有城墙的或驻军的镇、暂时的市场、市镇和通商口岸。而当时沅水上游包括整个大湘西、黔东、南、桂北地区洪江是最大的开放型通商口岸了，这从很多史料可以查到，沈从文先生的《湘行散记》也有记载，甚至《马关条约》后日本指名要把洪江列为通商口岸遭湖南巡抚衙门拒绝可以验证。而费老的家乡吴江县城规模就远小于市场镇震泽镇，从中可以说明就是一般的市场镇规模都可以大于行政中心所在地。
正因为洪江不是府、县驻地，城市建设、管理、经济交易全由行业商会管理，没有黑幕、权钱交易，故城市管理、经济交易成本极低。按目前流行话说就是全部商业运作。而商业运行注重诚信才能立足，立足才能形成坐商，坐商才能做大。而一般的县镇由于流动人口不足，只是以行商赶集为主，交易的仅为油、盐、柴、米、衣等日常生活用品，难以形成规模。洪江的商人经营的却是桐油、木材、鸦片等大宗非日用商品，需较大的财力规模经营，而经营的费用和税金不高，风险却较大，利润较丰厚。据黄仁宇先生《十六世纪明代中国财政与税收》研究，当时国家税收主要以田赋和盐课为主，工商税收属杂色收入税率是很低的。直到清末太平天国乱起，湘军筹饷开征厘金、杂捐等六种军饷税起，工商税赋才开征或加重，但对洪江商人的影响却不大。经营规模的扩大、财力的增多，行业商会管理的有效管理，相应带来了基础设施建设的大投入，刺激了城市建设和城市规模的发展，创造了更好的经商环境，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 商业重镇多为移民之地，人源来自各地、三教九流、多有开拓精神。而传统的城镇、乡村受官府、宗族、家庭、道德礼教约束，人们循规蹈矩按老祖宗成法办事，中国的传统是重农轻商，加上旧时湘西地广人稀又没有江浙人口压力，在家宁可过清淡的日子也不会去经商，因为商人当时是被人看不起的。胆大者到了洪江则如鱼得水，这里受尊敬的是有钱的大老板，而不是官员、族长、长者，所有的工商业者都得到应有的尊重。只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讲诚信，守信誉，肯努力每个人都有成功发达的机会，这种机会在内地别的地方是不可能的。宽松的政治、经济、人文环境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经济繁荣也带动了教会、医院、学校、剧院、甚至娼妓、饮食等第三产业的大发展。
49年后，国家的政治结构发生了大的变化，国人的意识形态也形成了另一种思维模式，几千年的传统政治结构和文化发生了逆转，国家权利从中央一直贯通到村、组、街道、居委会，各级行政机关掌握着辖区的一切行政及经济资源，级别越高掌握的资源越多，其驻地的经济资源配置能力越强，经济也就越发达，形成了另一种以权力为中心的抽水机式良性经济循环模式，也形成了国人的另一种思维模式：上级城市比下级城市大，有城墙的城市比没有城墙的城市要好、要高，因为我级别高，理所当然就应比你好，我可以叫城，你就不能叫城，因为你没有城墙，怎么能叫古商城？（好像巴黎也没有城墙吧？）实际上从《清代衙门图说》（林乾著。中华书局）研究看，清代80%的县衙连一般中等家庭的民房都不如，甚至有租民房办公的，原因有二：一无维修衙门经费，又不能摊派，二无常驻官，管我屌事。有些县城规模不说也罢。 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自有其经济规律，内地不能和沿海比，小地方无法和大都市比，洪江古商城的形成和发展自由其较深的文化内涵，在很多方面值得我们今天借鉴和学习。
湘西郑一乱写于2008.9.15.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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